在中国，成人抑郁症经过近些年的普及，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但孩子可能受情绪问题的困扰，需要专科医生的诊断、治疗和心理干预，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都还是盲点。

许多孩子的早期异常表现不会被家长留意，或者被视作成长的必经阶段。来找刘华清看病的孩子，很多在三五年前就有了情绪障碍的蛛丝马迹。一个孩子青春期来看病，追溯起来，第一次出现情绪问题是在十几年前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他至今仍记得，当初觉得妈妈太狠心，不要他了，每天送到幼儿园就会伤心流泪，晚上睡不着觉，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以上。小学期间他也常感到心情不好，他和父母讲这些，父母不以为然，觉得这才多大点孩子，睡一觉就好。”“很多家长都会把孩子的种种行为归结为意志力薄弱。”刘华清说，“或者是只看到行为表现，看不到背后的情绪和精神因素，把问题简单定性为不爱学习或是网瘾。

林红接诊过一个孩子。家长告诉林红：“我觉得孩子挺好，她非得要来。”林红一问，发现孩子连续好几个月了，晚上躲在房间里哭，擦眼泪的纸能铺满半个房间。孩子已经向家长求救了半年，明确要求去看心理医生。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进行专业训练，没有很强的意识，识别儿童抑郁并非易事。青少年仍然还处在探索自己和发现自己感受的阶段，他们可能还没法很好地用语言描述自己的感受，甚至可能还不能很好地感知自己的情绪状态。术语叫作“述情障碍”，意思是缺乏对自己内在情绪状态的认知。和自闭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不同，儿童抑郁也没有非常明确突出的症状。有时候，孩子频频走神，人们会误以为他们得的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并不知道他们内心深处正在发愁。有的孩子表现出脾气暴躁，和同学关系变差。还有很多孩子并未表现出对立、好斗，显得内向安静，不被注意。

黄蘅玉在加拿大地方政府下属的心理卫生机构和医院从事心理危机干预、儿童与家庭的心理治疗工作近20年。她告诉我，在她的经验里，有超过半数的孩子是由学校发现问题，从而进入就诊渠道的。另一个疾病的预警渠道来自儿科。一次，一个女孩在医院手术，儿科专家打电话给黄蘅玉，希望她能和女孩聊聊。引起这位专家怀疑的是一个细节：“她的笑容为什么那么奇特？她在隐瞒什么？她内心有什么问题吗？”

和黄蘅玉见面时，女孩文静有礼，满脸微笑。可是她的笑容要么出现的时机不对，要么在持续时间上不对头，僵持太久或一闪而过。这都意味着笑容可能不真实。与女孩深入交谈后，黄蘅玉得知，女孩已经好几次半夜走到厨房，把刀卡在颈动脉处，但是她下不去手，只能逃回自己房间，躲在衣橱里哭到天亮。脸上总是挂笑是因为她既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自杀倾向，更不希望被人们认为她是懦弱和悲惨的。她从小到大都是个笑嘻嘻的“好孩子”，是积极乐观的“学生领袖”。在加拿大，学校和儿科大夫的警惕不是偶然，得益于多年来对儿童精神和情绪问题的重视。政府下属的心理卫生机构与医院、学校的联系非常紧密，能够随时沟通，跟进情况。

“国内的情况是，在学校，老师并不太了解相关的知识。孩子有精神和情绪困扰，产生了一些不良的行为，容易被视作思想道德问题。”林红说，“与此同时，我们国家的儿科大夫本来就奇缺，具备相关知识的就更少。再进一步的，即便家长、老师和儿科大夫发现了异常，孩子也很难寻找到专业的帮助。中国全国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一共只有大约500人。”

即使已经得到了专业的诊断，治疗是否能够推进仍然疑问重重。和成人不同，儿童是否接受治疗和干预，说了算的是家长。林红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孩子已经无法继续正常的校园生活，学校要求家长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家长认为，学校这么做是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好，拖后腿。“家长带着抵触情绪，是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来医院的，他们只是想证明我的孩子没病。和这些家庭沟通起来会非常麻烦，他们拒绝告诉你很多事情，只想要一张孩子一切正常的证明。”

在加拿大，黄蘅玉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男孩曙光来自一个华人家庭，第一次见面时，他还在上小学六年级。他给黄蘅玉的第一印象是：身上邋遢，有一股怪味。学校辅导员告诉黄蘅玉，曙光一心学习，做作业非要反复检查、反复改，一遍又一遍。老师担忧他的完美主义倾向会发展成心理问题，但曙光的家长不这么认为。他们向黄蘅玉诉说了无数个他们自己没能成功的客观原因，也说出了无数个儿子未来可以成功的因素。孩子不愿意换衣服、不愿洗澡，这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小学里不把基础打好，将来是不会成功的。”他们一次次取消和黄蘅玉的会面：“现在学习很紧，曙光不能耽搁学习时间来看心理医生。”黄蘅玉劝他们，加拿大小学生的功课不多，学校老师对学生去见心理医生是非常支持的，不会在学业上扣分。如果影响了课程，老师可以单独补课。得到的回复是：“多谢了，曙光不会来了，请把他的病历收起来吧。”

在加拿大，法律规定，只要不危及生命安全，16周岁以下的孩子由监护人决定是否接受心理治疗。黄蘅玉再见曙光时，他已是十二年级（相当于国内的高三）的学生了。这一次，又是学校的要求。曙光向一位老师索要一份私人讲课稿复印。老师说明这讲稿内还有其他资料，不能借，并告诉曙光哪本书的哪个章节可以查到这些资料。但就当老师准备离开教室时，曙光一把抢过了老师的公文包。学校将曙光停课两天，转介到心理治疗中心。黄蘅玉注意到，曙光的情况已经明显恶化。他所有的课余时间全用于看书做作业。尽管他知道那些书本自己已经看过好几遍了，题目也全都做了，但他仍然焦虑不已，反复一遍又一遍地看书。一旦考试成绩不能达到95分的目标，他就怨天怨地，烦躁不安。

在治疗中心，曙光妈妈抱怨学校盯着自己的孩子不放。她大声嚷着：“我家曙光有上学的权利，他们怎能罚曙光停课两天？明天还有数学测验，曙光去不了，那成绩怎么算？”爸爸马上接上话茬：“请你千万要跟老师说，不可以算零分，这样会影响上大学，影响曙光的成功的。”长得比父母还要高大的曙光畏缩在沙发的一角，靠在妈妈身后，没有言语。当然，这一次治疗的机会也告吹了。

林红常常遭遇一种观念。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的问题“休息一阵就好了”，如果孩子一上学就发病，那就停学一阵，于是许多孩子就在上学和停学之间来回折腾。但抑郁症并不会自行消退。一个看起来被学业困扰的孩子，往往也不会单纯因为终止学业就获得康复。既然孩子生病了，就得治病。生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治疗也需要采取多种手段。

在北医六院的诊室里，林红经常告诉愁眉不展的家长，孩子患病虽然令人难过，但至少发现得早，只要及早治疗干预，就是一个转机。

“等到孩子成年，他们要找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子，如果没有及早得到治疗和干预，精神和情绪上的问题又会影响到这些人生的新课题，反过来也可能使他们的精神问题变得更严重。中国儿童青少年面临的挑战虽有一些国情特色，但大多数问题也是世界范围内儿童青少年普遍存在的问题。

WHO在2014年的《世界青少年健康报告》中指出：2012年全球有大约130万青少年死亡，15〜19岁为高风险阶段；自杀是全球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抑郁症是残疾的最重要原因。该报告还指出，一半的成年人精神心理疾患开始于14岁，然而大多数问题没有得到识别诊治，对一生精神健康产生重要影响。

在儿童青少年阶段进行诊治，比成人阶段更为有效。这意味着，很多成人精神心理问题起始于儿童青少年阶段，如能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将获得较好效果。但实际情况是，社会、学校、家长常常忽视或不懂得识别，病人往往发展为慢性，难于诊治。”加拿大也有类似的统计：五个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人生某个阶段患有心理疾病，其中70%的人在儿童和青少年期发病。

那一次见面的几个月后，黄蘅玉终于接到曙光亲自打来的电话。他长大了，约见黄蘅玉不再需要父母的许可。已经是晚春时节，曙光还是裹着那件油光发亮的羽绒服，头发很长很乱，好像很久没有洗过，全身一股浓浓的怪味。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封信递给黄蘅玉，其中包括两封加拿大著名大学发来的提前录取通知。他告诉黄蘅玉，这一两年来，他醒着时几乎没有一分钟是轻松的。“我成功了，对吗？”他问。“我没有力气再读书了。我已经垮掉了，”他说，“我想我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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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徐箐箐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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