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必须要作为医学上的“病症”来对待，仅仅使用心理治疗通常没有办法让患者好转，药物往往是必需的。但是，抑郁症患者常常伴随着挫败消沉，需要支持、鼓励、教育和指引。弗朗西斯·马克·蒙迪莫和帕特里克·凯利指出，在美国，抗抑郁药物一度被视作解决青少年所有情绪低落问题的万灵药，但2005年左右，人们发现这些药物并没有有效降低青少年抑郁患者的自杀率，因为那些引发抑郁或者因抑郁导致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几乎全然被忽视了。

             针对抑郁症，药物治疗往往是必须的。同时，能否在孩子的生活中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是治疗的关键

能否在孩子的生活中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是治疗的关键。“抑郁的典型主观体验就是‘三无’——无望、无助、无价值感。当孩子感受到整个世界的排斥和孤立，对自己发展和维持社交关系的能力缺乏信心，就会倾向于采取回避社交的行为，这导致他们在遇到困难时，得不到或者不愿意寻求支持和帮助，难以很快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刘华清说，“在过去，人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邻里之间关系密切，一个孩子心里有了不痛快，能够找到很多可以倾诉的对象，但现在城市里都是小家庭的模式，邻里也很少往来。再加上人口流动性大，有些孩子从小到大不断地在搬家，也没有办法建立家庭以外的稳固关系，他们能够依赖的人就更少了。一旦在这个小家庭里，父母不能够起到很好的支持性作用，孩子的处境就会很艰难。”

家长的负面情绪是一种极常见的情况。“看门诊，有些家长一进门，说起孩子的病情，语速极快，面目痛苦，焦虑情绪扑面而来。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精神科医生，一天的门诊如果遇上几个这样的家长，内心也会被带动得焦躁起来，可想而知孩子日常的心情。我只能和这些家长说：‘我年纪大了，你说得太快我听不清，你能不能语速放慢一点，声音降下来，慢慢讲？’”

在初中最艰难的时刻，当自杀的念头在脑海中盘旋的时候，兜兜考虑过自己一个人去医院看病，但“一没钱，二没时间，三没资源”。学校每周只放一天假，而医院远在省城。但无论如何，她不想开口向父母求助。兜兜不认为父母是导致她抑郁的原因。她说，从做人、做事很多方面讲，他们把自己教育得很好，但她觉得他们无法在抑郁问题上提供正面的支持。初中，她的抑郁症遭遇了父亲的甲亢，两个人之间能够因为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情吵到天翻地覆。最严重的一次，兜兜要和同学一起坐车返校。因为精神状态的缘故，她还没有完成作业，又固执地坚持写完再走。一阵大吵之后，她把自己关进房间里自残，父亲在门外举着斧头，咆哮着说要杀掉她。

孩子们还会被迫卷入成年人的关系之中。焱焱的父亲是不善交流的科学家，他记得，从小，无论是因为父亲经常不着家，母亲在家里怨天怨地，还是两个人因为琐碎的生活争吵，他就是那个唯一的听众。他至今仍感到困惑：他们看上去那么不幸福，为什么不离婚？林红遇到的最极端的情况是，一个孩子的父母两个人走到了离婚的边缘，母亲内心里不愿接受。在一次争吵中，丈夫推了妻子一把，妻子的腰撞伤了。“妈妈说：‘你跟我离婚可以，你得养活我后半辈子，我的腰坏了。’这本来是夫妻之间的纠纷，但这位母亲要求儿子在离婚官司中给自己作证明，证明父亲的过错。结果是，儿子的眼睛看不见了。孩子不作证也不行，作证也难受。于是他的病态情绪躯体化了。只有看不见，他才不用忍受这样的痛苦。”

另一种情况是情感的疏离和淡漠。林红接诊过一个孩子，无法面对任何事情，极度无力，从初中开始就只能断断续续上学。林红询问家里的情况，家长都说挺好的，不存在家庭冲突。从医的经验多了，林红知道，不能只听家长的话。她仔细问孩子每天家里面都会发生什么。原来，父母两个人的社会交往都很少，彼此之间甚至也是弱连接状态。每天一家三口回到家里，各自干各自的事情。“这三个人互相之间以及每两个人之间都没有交集，然后这个家跟这个社会也没有交集。孩子就好像一棵小树，如果根系非常单薄，自然难以茁壮成长。他不知道他有了问题可以求助别人，也不觉得别人可以帮助他。”

儿童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们表面上在救治一个孩子，其实需要推动一整个家庭。早些年，林红收治过一个上小学的女孩。女孩的父母离婚了，和母亲一起生活。女孩乖巧得体，林红非常喜欢她，一心想把她治好，投入了很多心血。可是最后，女孩的妈妈不带她来看病了，理由是“太贵”。失去这个病人，让林红心里怅然疑惑了很久。接受督导后她明白了，问题并不在费用上。这个母亲本身非常不幸。她出生在军人家庭，母亲去世得早，父亲要求严格。本来她想通过结婚来逃离自己的原生家庭，可是没想到生下孩子不久婚姻就破裂了。女儿看病以后，和林红的关系越来越亲，她觉得自己这个母亲的地位被取代了，她受不了这样的局面。

这个经历让林红开始学习家庭治疗。发现一个患病孩子的家庭存在问题的时候，她从不会说是谁的错。“家庭是一个系统，各个角色彼此互动，还有代际传承等因素，单纯指责其中的某一个人是不客观的，也没有意义，只能让家庭内部的矛盾激化，成员之间彼此指责。”林红会劝说父母们：“不单纯是这个孩子病了，是咱们整个家庭，包括学校、社会整个大的系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努力去改变。改变的过程虽然是很痛苦的，但是特别值得。你们的孩子可以受益，你们自己会受益，你们的所作所为也会帮助你们的孩子在未来更好地对待他们的孩子，你们的后代都会受益。”

女儿患病以后，清泽在刘华清的建议下接受了针对家长的团体治疗。她发现，自己终于开始能够看清女儿，理解她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今年过年的时候，一大家人在一起吃饺子。吃到一半，女儿突然撂下筷子刷手机，还“命令”她去给自己倒杯水。换在过去，她觉得这是孩子不守规矩，不懂礼貌，需要敲打敲打。可是现在，清泽知道，这些举动的背后其实是女儿的善意。家里的老人讨彩头，在三个饺子里包了硬币。先生吃到了一个，女儿又吃到了一个。和女儿年纪相仿的小表姐显得有点着急了。孩子玩手机，又把妈妈支开倒水，其实是想让表姐有更大的概率吃到最后的一个硬币。清泽想起多年前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她给女儿洗手，可孩子紧紧攥着一只拳头。被妈妈批评以后，孩子不情愿地张开手，掌心有一个伤口，是一个要好的小伙伴不小心伤到的。当时清泽不明白，现在她知道，孩子攥紧的拳头里握着的，是一颗不愿意让小伙伴受批评的心。

清泽回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没有能力给她安排什么资源，但却是一个不强势、非常包容的妈妈。上中学时候，她收到男生写来的情书都能傲娇地和母亲抱怨：“那谁才考第几名，还有资格给我传小纸条？”有一次清泽和同学决定完成一个摄影小说，要扮演成年人。那时候，家里没有什么好看的衣服，也没有高跟鞋。妈妈就去找她年轻的同事借。“我说什么她都会支持。女儿做的这些都让她很满意，令她赞赏。”清泽学着这样对待女儿。尽管还有同伴关系等各种问题在困扰着孩子，令她的病情起起伏伏，但至少，女儿和她亲近了。她有可能被女儿视作支柱。孩子开始和她倾诉一些想法。前两年，清泽过生日，女儿用打工赚来的钱给妈妈准备了礼物。这是清泽以前从未有过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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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徐箐箐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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