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并不是所有成年人都愿意并有能力做出改变。林红有一个病人，初中时就在接受治疗，现在已经30岁了。不久前，他又来找林红诉说自己的痛苦：“我已经30岁了，我妈还把我当一个孩子，什么都得她说了算，我的事她都得做主，我受不了这样。”有一回，一个妈妈请教林红，说孩子上初三了，看上去很懈怠，怎么办？林红告诉她，自己有过同样的经历。有一天林红回到家，看见上初中的儿子在床上躺着。“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他为什么没有学习，而是他平常并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我好奇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作业太多，而且还要上课外班，感觉完成不了作业。我看着儿子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告诉他：‘儿子，学校作业不重要，课外班也不重要，儿子，你重要。’然后我问儿子，我能为他做点什么。征得儿子同意，我给他按摩。按了一阵，孩子一骨碌爬起来自己就去写作业了。”

不久这个妈妈又来找林红，抱怨说，她也学着给孩子按摩了，可按完了孩子也没去学习。林红问她：“按摩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呢？”家长回答：“我一边按一边在心里念：‘学习，学习，赶快学习去！’”

做了近20年的儿童心理治疗工作，黄蘅玉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以前，她也会教成年人一些和孩子相处的技巧，可是后来她发现这并不管用。这些年，她常回国教授针对大学生的自杀危机干预课程。每次会场里都挤得满满当当。即使下了课，与会者还有无数的问题要向她提出来。

“这些来听课的人很多是大学的辅导员、团委老师、负责相关工作的校长。他们真心为孩子们的状况着急。可是他们只在考虑一个问题：用什么办法能够让孩子不走上自杀的道路，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有一回，黄蘅玉与家长谈网络成瘾问题。讲座一开始，她问起玩游戏是否也有利与弊，一位华裔父亲噌地站起来，几乎把椅子踢倒。他用手使劲重拍桌子，狠狠吐出几个字：“有百害而无一利！”吓得周围的家长个个惊呆。“这样的家长能与孩子良好沟通吗？我遇到过的所有的沉迷于游戏的青少年都有着痛苦的经历。没有一个人有着快乐的家庭，有着喜爱的学校生活，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他们不幸福。”

“说到底，当这些孩子患上精神和情绪疾病的时候，成年人往往只是想纠正他们的行为，而不是真的想要去了解孩子们面对的困境和痛苦，帮助他们从中走出来，”黄蘅玉说，“如果在内心里做不到这一点，一切技巧都是徒劳的。”

我联系到焱焱和兜兜的时候，他们都处在“出逃”之中。焱焱已经决定从大学退学。进入大学以后，他根本没有实现过正常的学习生活。他决定换一种活法。一家抑郁互助康复社区同意接受他去工作，支付给他一笔工资。他想用这个机会重新梳理自己，同时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他不想回家。疫情期间，他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他想和父母谈谈心，正说起自己当下的种种郁结，父亲受不了，大声质问他：“我没有给过你压力。我什么时候给过你压力？”前不久，母亲参加一个抑郁症讲座，在提问环节问了一个问题：“我的儿子要从大学退学，怎么办？”这个问题让焱焱很伤心。他意识到，沟通了多次，母亲还是想把他“矫正”过来，让他回学校上学。

我给兜兜打电话的时候，她刚刚独自一人到北医六院看病。过去几年，她曾经在这里住过几次院。一周以前她在学校住校，感到自己的状态很不好，一星期里情绪崩溃了两次，把老师们吓得不轻。兜兜想从学校的环境里出来，让自己喘口气。能去哪儿呢？家肯定不是一个选择。

这次出门，兜兜是先斩后奏。她给父母发了留言，说明自己外出放松几天，不知道出去多久。她和父母约法三章：别问去哪儿了；别拿消息“轰炸”，不然就拉黑；不“轰炸”的话，她会时不时给他们发个消息。果然，这些天，父母都安静得很。

许多家庭在孩子生病以后，家里的权力调了个个儿，从前家长一切说了算，变成了孩子占了上风。有一次，兜兜在一个抑郁症互助群里看到一个妈妈说，现在她要把孩子当客户对待。兜兜劝她，不要当客户，要当朋友，当同事。自从初三那年被诊断抑郁以后，家里再也没人和兜兜吵架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假装心平气和，维持着一种客气但其实并不真正亲近的关系。”这一点也不能让兜兜感到舒服。不久前，兜兜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她说她在学校状态很差，高三最后的几个月，她想不再去学校，自学课程参加高考。在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的说服教育的口吻。兜兜坐在路边，摘下耳机，等待父亲完成他的长篇大论。然后她也装作心平气和地应和几句，挂了电话。她一方面觉得失望，不想再争执；一方面也不愿痛陈描摹自己内心的惨痛。她觉得父母也挺难的，不想让他们再担心。

兜兜想，自己的病，大概让父母感到耻辱。在高中里，从班主任、年级主任到校长，每个人都清楚兜兜的情况，可每次因病请假，母亲都坚持让她拿上一张阑尾炎的病假条。有时候，兜兜觉得，也可能父母根本不愿意相信她的问题在于一种疾病。她想让父母和自己一起参加一家机构在青岛举办的抑郁症亲子营，母亲说：“有那两千块钱，不如给你，让你去青岛玩一趟。”

兜兜说，如果不花钱，她愿意一辈子都住在北医六院的儿童病房。在家和学校之外，那是她唯一能去的地方，也是能让她感到舒服的地方。这次来北京，医生和兜兜说，她目前的情况应该住院治疗，但医生也没有多说，因为在这以前，这样的医嘱好几次被兜兜的父母拒绝。“他们其实已经不信任医院了。”看完医生的这天下午，兜兜结束了自己的“出逃”，怀揣新开的药，坐上了回家的列车。

— 完 —

来源：徐箐箐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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