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弗洛姆

区别两种形式的自恋是至关重要的——一种是有益的自恋，另一种则是恶性的自恋。

在前一种自恋中，自恋的对象是一个人自己做出努力的结果。
例如，一个人也许因为自己是一个木匠、一个科学家或以一个农民而感到自豪。就这个自恋的对象是他努力工作的结果而言，他唯一感兴趣的便是自己工作的内容和所获得的成就，也就是工作过程本身和他工作所用的材料。因此，这种有益的自恋的动力是自我检验。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工作的能量具有自恋的性质，但事实上，工作本身必然要同现实发生关系，并经常抑制着自恋，将其束缚在一定的范围内。这种机制就能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许多自恋的人同时又是具有高度创造能力的人。
在恶性自恋中，自恋的对象不是人所创造的任何东西，而是他所占有的某物，比如自己的身体、外貌、健康等。
这种自恋的恶的本质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它缺少我们在有益的自恋形式中所找到的正确因素。如果我是个“伟人”，那是因为我有某些特征，而不是因为我取得了某些成就，我不需要同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发生关系，我不需要做出任何努力。

倘若一个社会无法给广大人民提供充足的财富，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给它的成员们提供了恶性自恋的满足——如果它想防止成员中产生不满情绪的话。
对于那些经济和文化上贫穷的人来说，从属于群体自恋的满足乃是满足的唯一的——通常也是有效的来源。这恰恰是因为生活对于这些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并没有为他们提供产生各种兴趣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就可能产生自恋的极端形式。
这一落后团体的成员们感到：“即使我贫穷，没有文化，我仍然是一个重要人物，因为我属于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群体——我是白人”或者说“我是雅利安人”。
识别群体自恋远没有识别个人自恋那么容易。假如有个人告诉别人：“我（和我的家庭）是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人；只有我们才是清白、聪明、善良和正派的，其他人都是肮脏、愚蠢、不诚实和不负责任的。”
然而，绝大多数人会以为，这个人一定很粗鲁、思想混乱，甚至有点精神错乱。但是，如果一个充满幻想的演讲者向广大听众演讲时，用国家（或者民族、宗教、政党等）来取代“我”和“我的家庭”的话，那么，这个演讲者会因对自己祖国和上帝的爱而赢得许多人的赞扬。
在被吹捧的群体中，每一个人的自恋都得到了夸张，并使这一事实，即千百万人赞同这样的演说和声明成为合理的事情（绝大多数人民认为是“合理的”事情，不外乎就是这些。关于这一点，尽管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至少在相当一部分人中还是一致的。大多数人认为，所谓“合乎情理的事”，其实与理性无关，它只涉及共识）。

本文选自：弗洛姆《人心：善恶天性》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向恩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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